​130年前的今天，光绪帝朱批张之洞“建立自强学堂由”之奏折附片

130年前的今天，光绪帝朱批张之洞“建立自强学堂由”之奏折附片

几年前的某一天，有几位领导在校史馆参观的时候，突然讨论起一个问题（当时我并不在现场，事后承蒙友人告知）——1893年11月29日，到底是张之洞上奏光绪皇帝报告自强学堂创办情形的日期，还是光绪皇帝在这份奏折附片上朱批“该衙门知道”的日期？经过一番讨论，领导们得出结论——这一天，应该是光绪皇帝朱批的日期。

抛开史实本身的正确与否不谈，我觉得这几位领导的推论逻辑是非常有道理的——毕竟，对于一份朱批奏折（或者是奏折的附片）来说，获得皇帝朱批的时间当然比臣子上奏的时间更重要、更具标志性意义！只要是对国家行政体系的运作稍微有点了解的人，都不难得出这一结论。假如一份奏折（或附片）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一所学堂的具体创办过程的，那么，其获得朱批的日期基本上就可以被视为该学堂在中央政府初步“备案”的标志性日期了。既然1993年以后的武汉大学将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认定为本校最早的历史“前身”，同时又将11月29日确立为新的“校庆日”，那么，这一天想必就是张之洞当年上奏的《设立自强学堂片》获得御笔朱批的日子了！

我们可以拿本国历史上的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现代大学——北洋大学堂（天津大学前身）作为参照——公元1895年9月30日，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上奏光绪皇帝，请求“设立头等、二等学堂各一所”，10月2日，光绪皇帝在该奏折上朱批“该衙门知道”，并于当日将其以军事急件的形式“四百里马递发回”。1925年，当时的国立北洋大学首次举办校庆活动，由于“本校成立纪念日，因庚子以前案卷毁于兵燹，向来未有记述”，经校长刘仙洲“穷治校史，将历年档案暨印行《一览》《同学录》等，尽量搜讨”，最后查到该校在清末“奉旨批准”的时间为1895年10月2日，鉴于“本校庚子以前数年曾有极重要不可删之历史，其正式成立及正式开学之日期虽无从征信，而奉旨批准之日，实为本校一切进程发源之日”，故在前两个标志性日期一时暂不可考的前提下，只能将当时可以查明的“奉旨批准之日”（10月2日）确定为“本校成立纪念日”，“以较为合宜”。从此，这个“校庆日”便被北洋大学（天津大学）一直沿用了近百年的时间，直至今日。而这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也充分证明，朱批时间毫无疑问要比上奏时间重要得多，否则的话，北洋大学（天津大学）的“校庆日”就不会选择10月2日，而兴许就是9月30日了。

那么，武汉大学现在的这个所谓“校庆日”又是怎么来的呢？1993年2月15日，《武汉大学报》上刊登了一篇题为《风雨珞珈一百年 艰苦创业为后生——建校百年考》的文章，其文末的最后一段是这么说的：

综上所述，武汉大学的前身应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。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（公元1893年11月29日）张之洞向光绪皇帝报告自强学堂建成的日期可视为校庆纪念日。

按其说法，这个“校庆日”正是张之洞为“报告自强学堂建成”一事而上奏光绪皇帝的日期，而不是光绪皇帝在该奏折附片上朱批“该衙门知道”的日期。那么，武汉大学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将光绪皇帝朱批的日期定为所谓的“校庆日”呢？笔者相信，当时的学校领导人和某些御用学者们，不会如此没有行政常识，而唯一的可能就是——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弄清楚朱批日期是哪一天！

不要说30年前了，哪怕是在30年后的现在，都没有几个人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，不信看看今天的武大主页上是怎么说的——

光绪皇帝究竟是在哪一天朱批“该衙门知道”的？不知道，反正一句“并获得批准”就轻飘飘地糊弄过去了！至于“获得批准”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连个具体的日期都没有？不重要啦！没人关心啦！反正大家只需要记住11月29日这个“生日”就足够了！

好吧，现在，我第N次把这个小问题跟大家讲清楚——在1893年，张之洞极力主张修建的京汉铁路尚未正式动工，从武汉地区通过传统的“驿道”抵达北京的时间约需27天。1893年11月29日，张之洞上奏《炼铁全厂告成折》（附有《设立自强学堂片》等两个片），但很显然这份奏折及其附片并没有以“急件”的形式发往清廷，而是通过日常的交通方式与速度按部就班地送到北京。那么，光绪皇帝究竟是在哪一天朱批这一折二片的呢？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算太难，多年前，我的一位小伙伴通过查阅清宫档案，早就已经找到了正确答案——

需要稍加说明一下的是——当时的奏折及其附片本身都是没有名字的，只有当军机处在皇帝批阅完这些奏折、将其基本信息整理归卷的时候，才会根据每一篇奏折或附片的具体内容拟定一个标题出来。我们今天所说的《炼铁全厂告成折》《设立自强学堂片》，实际上是民国时期编辑出版《张文襄公全集》时，由史料的整理编纂者拟定的标题，而在上图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一折一片在清宫档案中被分别命名为《炼铁全厂告成现筹开炉试办由》《建立自强学堂由》，至于它们分别获得朱批“该衙门知道”的具体日期，则是当年（光绪十九年）的十一月二十日，换算成公历，就是1893年12月27日，换句话说，这一天，可视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创办的自强学堂在中央政府正式“备案”的标志性日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设立自强学堂片》的主要内容，是向光绪皇帝报告自强学堂创办的前因后果，在张之洞上奏之时，自强学堂事实上已经成立好几个月了，也就是说，此事属于“先斩后奏”的事后汇报，因此，有些比较通行的说法称张之洞“奏请”清政府创办自强学堂，这样的表述显然是与客观史实完全不符的。

另外，任何一所学校，在其从最初筹备到最终成立的创办过程中，一般都会有好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，就1893年诞生的湖北自强学堂而言，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，主要有以下几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日期——

3月31日，自强学堂校舍竣工。

8月18日，张之洞“亲赴自强学堂拜会三位山长”，并委任了学堂的主政、提调、管堂等主事人员，也就是说，学堂的领导机构已初步建立。

8月23日，自强学堂全体学生到堂，举行入院仪式。

11月29日，湖广总督张之洞、湖北巡抚谭继洵联名上奏光绪皇帝，报告了汉阳铁厂的筹办过程，并在奏折附片中汇报了自强学堂的开办情况。

12月27日，光绪皇帝在关于“建立自强学堂由”的奏折附片上朱批“该衙门知道”。

在笔者看来，如果要给湖北自强学堂选择一个最合适的“生日”，那么，首选似乎应当是8月23日，因为这一天本身就自带“仪式感”，其次就是12月27日了，毕竟是关于该学堂创办的奏折附片最终获得皇帝的朱批、正式在中央政府“备案”的日子，而相比之下，上奏清廷进行“事后汇报”的11月29日，无疑就显得次要多了。

不过，在30年前，当武汉大学决定将“校史”人为地拉长20年的那个时候，那些主事者们对于以上所述的这几个日期都茫然无知，特别是甚至都没搞清楚《设立自强学堂片》获得朱批的时间究竟是在哪一天，只知道11月29日是上奏的日期，于是，便只能匆匆忙忙地把这一天草草定为所谓的“校庆日”了。

对此，笔者唯有感慨——造假是门“技术活”，就算是造假，也应该做个全套，像这样造个假都造得这么半吊子，这么不专业，那就只能说，这学术水平还真是不咋的啊……

当然了，以上说了这么多，都只是在探讨张之洞的《设立自强学堂片》获得光绪皇帝朱批的准确日期以及自强学堂的“生日”应该定在哪一天为宜，而这两个问题跟我们武汉大学实际上半点关系都没有，站在武汉大学真实校史的立场上来看，公元1893年12月27日，完全可以说是——无关紧要的一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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